中国不是法治例外国家
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：邓曦泽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，并使经济取得巨大发展，但中国的法治建设远未完成。关于当前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可从两大方面来探讨：法律的权威性不足，以及立法科学性和执法公正性不足。
曾经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被非正式地问道：“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单一促进因素是什么？”他深思熟虑地回答道：“法治。”但有种观点认为，“似乎中国是个例外”（汤姆•宾汉姆（Tom Bingham）：《法治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57页）。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法治层面的中国例外论，其含义可以表述为中国是法治例外国家，即中国没有法治，却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增长。但是，中国的经济增长真的不依赖于法治的相应进步吗？
一、中国例外论及其逻辑缺陷
其实，法治层面的中国例外论犯了一个逻辑错误，即混淆了横比和纵比。
这种观点所言的法治，显然是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法治。以之为参照系，中国的确算不上法治国家，因为中国官方本来就没打算搞西方那一套，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，那它不符合西方现代意义的法治，也就再正常不过了。因此，在横比维度，人们能够得出中国没有法治，也可以取得目前看来较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的结论。但是，该观点缺乏纵比维度。改革开放（1978年）以来，一方面，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增长；另一方面，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取得巨大进步。至少从直观上看，这两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经济成就绝不是，也绝不可能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法治环境中获得的。并且，中国法治建设的波动会直接、迅速且显著地影响中国经济状况，对中国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。所以，中国不是法治例外国家。
二、改革开放前法治与经济状况
改革开放前，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，那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，同时也是特定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经济体现，并由特定的法律制度来贯彻。改革开放前，国家法令对经济活动有很多限制，国民几乎没有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。除了在非常有限的范围（如自留地）内从事有限的经济活动，自主生产和自由交易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。
社会各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，经济并非封闭的系统，非经济领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，也会显著影响经济状况，虽然这种影响有时是间接的。甚至可以说，经济是政治的实现，政治决定法律，法律决定经济。譬如，今天的国企和民企待遇不同，看似是经济现象，但在根本上，它是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。这种不同不是自然如此，而是规定如此。改革开放前，本属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许多行为都被严厉限制，人们不能自由阅读，发表意见，探索创新，甚至不能自由流动和迁徙，几乎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。这导致社会严重缺乏活力，从而阻碍经济发展。
尽管当时的执政者在主观上并不是故意想把经济搞糟，故意让人民饿肚子，而是试图用一种特定的方式——计划经济——搞好经济，但是，没有什么比规律更强大。“既要甲，又要乙”虽然并非从来不可能，但也经常不可能。既要把一切资源控制在官员手里，不讲按劳分配，吃大锅饭，甚至任人唯亲，按亲分配，按权分配，又希望人们充满劳动积极性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既不准人们自由读书、探讨，设置种种禁区，又希望人们具有创造性，这也是不可能的。
由此可以看到，改革开放前，中国的经济状况颇为糟糕，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贫困状态。这与当时的法治状况是相应的。
三、改革开放后法治与经济状况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。在经济权利上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拥有了土地的自主耕种权。同时，农民可以自由迁徙，可以外出务工；人们可以从事商业，可以自主创业，可以对外贸易……于是，经济日益发展。
在其他权利方面，人们大体可以自由阅读，自由讨论；可以自由恋爱，结婚；可以出国留学；可以申请专利，可以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技术和商品……这些都直接而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经济。
由此可以说，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法治状况也是相应的。如果法治建设更加良性，中国经济肯定会更好。
上述都是宏观层面的，甚至，在微观层面，经济状况也直接受法治状况的影响，某些行政干预会直接影响某些行业。例如，“双减”政策对教培行业的影响；房价控制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；国家激励政策对人工智能尤其是晶片产业的影响（这里只是中性地谈影响）。或许有人会质疑：难道经济活动不需要管理吗？当然需要管理，但要区分经济手段、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，并尽量避免行政手段。即便采用价格、税收、信贷、利率、汇率等经济手段来管理，也不能随意进行，而要进行公开、透明、专业的论证和听证。但是，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存在一些行政管制，甚至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干预。尽管这些管制并非都是出于限制和打压的目的，也有出于鼓励的目的，但管制目的不是关键，管制方式才是关键。
上述对改革开放前后法治环境的变化的列举很简单，实际上，这一变化非常广泛和繁复，读者可以向60岁以上有相关阅历的长者询问，也可以查阅资料。没有比较，就没有差异，也就没有优劣。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都是不错的参照系，通过比较，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方法。
在此想申论的是，有些中国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以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天经地义的，他们天然应该吃得饱穿得暖，还应吃得好穿得好；他们天然可以自由恋爱，天然可以申请出国留学，天然可以自主创业……其实，完全不是如此。即便在欧美发达国家，这些也不是天然的。欧美也经历了从中世纪的严厉控制性社会到自由社会的曲折过程。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因支持日心说而被宗教法庭判为“异端”，被烧死；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迫于教会压力，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；法国博物学家布封伯爵在1799年计算出地球年龄可能有50万年，但因其观点和《圣经》不合，他有生之年都不敢发表（参见彼得•沃森《思想史》，译林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21页）；英国哲学家罗素在《宗教与科学》中说，近代科学产生初期，教会抵制伽利略的发现，“直到1835年为止，宣讲地球运动的著作一直被列为禁书”（罗素：《宗教与科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，第19页）……因此，如果没有法治的进步，欧美也不可能取得如今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。
关于法治与经济的关系，还必须知道，现代经济不同于古代经济。古代经济对创新的要求很低，但现代经济以创新为第一动力。同时，创新是高风险、高成本的行为。要激励创新，就须要立法科学、执法公正的法治，使创新者产生合理、稳定和可靠的预期，勇于创新。
在任何社会，法律禁止之处就是人们合法行为的边界，法无禁止即可为，只不过有的边界是合理的，有的是不合理的。任何社会都有行为禁区，良性的法治会厘定尽可能科学、合理、公平的行为禁区，并且尽可能减少禁区，以便让人们有更多选择空间，即更多自由。这表现在经济上，就是经济会更有活力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很糟糕，关键就在于不合理限制太多；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之关键，也可以概括为：减少不合理限制（尽管还不够彻底）。但是，请勿混淆横比和纵比，一个国家具有良性法治，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（横比），但它一定比自己没有良性法治时期的发展水平更高（纵比）。
四、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主要问题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，并使经济取得巨大发展，但中国的法治建设远未完成。关于当前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可从两大方面来探讨：
首先，法律的权威性不足。不时存在这样的情况：尽管法律条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，却无法得到有效执行，并且存在权力干预法律，消解法律，甚至否定法律的情形，以至于坊间流传“法律不如文件，文件不如批示，批示不如暗示”。有时，一些执法者以一句“这是上级的命令”就可以枉顾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。这直接消解甚至否定法律的权威性。
其次，立法科学性和执法公正性不足。模糊性立法，高标准立法，普遍性违法，选择性执法，可谓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重要问题。
模糊性可谓立法的第一大问题。法条应该准确、清楚，而不应该让人们去猜测。立法模糊就意味着合法行为的边界是模糊的，很容易让人们无所适从，或者采取机会主义。高标准是指对某些行为提出很难达到的过高标准。举个日常例子，有些小区里行车限速时速五公里，这个速度甚至不如快速步行，所以很少有人遵守。模糊性立法和高标准立法导致普遍性违法，进而给了执法者巨大的裁量空间，使其可以选择性执法，因而导致司法腐败及更广泛的执法腐败。这也会消解法律的权威性。
综上所论，中国不是法治例外国家。进而可知：中国经济要健康、稳定、持续地高质量发展，必须要有科学、规范的良性法治作为生态基础。并且，在更广泛意义上，良性法治也是人们的安全感、幸福感的最重要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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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作者脱离司法环境只从技术角度论证
法律保障的是权利和自由
而不是剥夺权利和自由
这与”普通法系”还是”条文法系”无关
“不搞西方那一套”也不是开脱的理由
西方不止一套，有联邦制、有共和制、有君主立宪制等等
土匪说自己是“共和国”
算不算包含在”西方那一套”中其中的一套
2.作者偷换概念回避土匪恶法的底层逻辑
实际上并不是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（排除法）
而是“法无允许不可为”（穷举法）
这样一来“口袋罪”就很容易成立
为弹性执法提供无限空间
根本不是文中模糊化立法问题
3.作者提到普遍性违法但避重就轻
最显而易见的是民企不违法连生存都不可能
《税法》、《劳动法》等没有那个企业不违反的
根源当然是习屎包上台后大力推动“国进民退”
通过枯萎政策弱化民企的业务来源
而在执法层面给行政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
导致” 人情社会”普遍腐败
根本不是文中高标准立法问题
《港版国安法》在HK普通法体系上僭建一个条文法
地位还凌驾于《基本法》之上
直接把国际金融中心变成遗址
其随意、任性、低龄化的表现已经沦为国际笑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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